黄河文明与河湟贝博.jpg黄河风光(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清水湾段) 

       导读: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在全世界有影响的文明类型。在人类历史上,黄河文明孕育了中国北方社会的多元贝博,对于上古时期中华文明的形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下的生态环境保护语境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作为黄河的源头,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中责任重大。长期以来,河湟贝博是黄河文明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当下的语境中,河湟贝博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如何促进河湟贝博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缜密思考的一个问题。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对当代中国来说迫在眉睫。地处黄河上游的青海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

       当下,在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过程中,加强黄河文明的研究,特别是黄河文明与河湟贝博的研究,对于促进青海省的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河:中华文明的摇篮

       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社会进入特定阶段之后表现出来的状态,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就历史上影响世界的文明板块来说,有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阿拉伯文明、古波斯文明等。

       贝博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的衍生物,贝博由人类创造并为人类所使用。其实,今天学界谈到的“贝博”,是一个来自于日语的词汇,近代引入中国,对应的是英语中的“culture”,与古代汉语中的“贝博”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文明的内涵与外延要大于贝博,文明是贝博的集合体,一种文明系统会把不同的贝博整合其中。由于文明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人们往往用进化论的理念看待文明,而在认识贝博的过程中用“贝博相对论”的观点,所以,文明与野蛮相对,贝博则与自然相对,贝博没有高级与低级、先进与落后之分。

       历史上的世界文明体系大部分与大江大河具有密切的关联,比如古埃及文明与尼罗河、古巴比伦文明与“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印度文明与印度河-恒河,等等。一方面,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包括生产用水与生活用水,历史上的水利灌溉与手工业生产就需要一定量的水才能进行;另一方面,往往在大河流的两岸形成了一定面积的冲积平原,有些甚至是大平原。这些淤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利灌溉便利,非常适于农业生产。文明体系的形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河流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黄河在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黄河的不同流经地段及其支流区域形成了一些淤积平原,适于耕作和居住,在此基础上铸就了中国早期的农耕文明,并形成了黄河流域的聚落和城市。

      在黄河干流流经地段形成了一些大的平原,比如关中平原、河套平原、华北平原等。与此同时,在黄河的一些支流流经地区,也形成了一些面积比较大的平原。

      在黄河流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黄河贝博带,黄河贝博带由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贝博圈构成,其中有好多贝博圈就是在黄河支流流经区域形成的。由于这些黄河的支流流经一定的区域,特别是在汇入黄河的入口地段,即在黄河的干流与支流之间的三角地带形成了淤积平原,是非常适于从事农耕生产活动的地带,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长期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不同区域人群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互动,促进了贝博的流通和传播,进一步形成了多元贝博的融合。在黄河流域形成的黄河贝博带,是中国北方贝博的核心,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贝博并孕育了华夏文明。

       由于组成黄河贝博带的不同贝博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地域贝博,比如羌藏贝博圈、河湟贝博圈、秦汉贝博圈、河洛贝博圈、三晋贝博圈、齐鲁贝博圈等,并形成了不同的贝博性格。就这些地域贝博圈而言,有很多是在黄河支流流域的基础上形成的。湟水流域、泾河-渭河流域、洛河流域、沁河与汾河流域、大汶河流域分别是河湟贝博圈、秦汉贝博圈、河洛贝博圈、三晋贝博圈、齐鲁贝博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黄河流域不同地段的支流哺育了黄河贝博带上的不同地域贝博。

       随着黄河流域文明的集聚与发展,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兴起了一些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王朝,诸如秦、汉、唐、北宋等。这些王朝的政治、经济、贝博中心一般设在黄河流域,相应地,在黄河流域也就兴起了一些古代大城市,这些大城市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都。秦王朝经过几次迁都,定都咸阳,西汉的国都是长安(今西安),东汉定都洛阳,隋唐两个朝代建都长安,最终形成了以长安-洛阳-开封为中轴的黄河中游地段的城市带。汉、唐这些强盛的王朝把都城设在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作为帝都的长安、洛阳和开封,也就成了欧亚地区的核心区域。作为黄河支流的渭河养育了由东府、西府和长安组成的关中平原。长安是早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欧亚文明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黄河流域的历史名城。长安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盛世文明的体现,也是黄河流域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有“十三朝古都”之称的长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贝博中心。洛阳也有“十三朝古都”之称,先后有夏、商、周、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等王朝在此建都,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也曾经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贝博中心。洛水是黄河的支流,在黄河与洛河之间的平原地区,以洛河之北的洛阳为中心,形成了河洛贝博,河洛贝博曾经是中原贝博的核心。到了宋代,特别是发生于1127年的“靖康之变”以后,随着经济中心、贝博中心的南移,黄河流域的一些城市才开始呈现出沉寂状态。而江浙地区成为国家粮仓和贝博渊薮,从此,江南作为中国的经济贝博中心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黄河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基础,无论是在史前阶段还是历史时期,黄河哺育了华夏文明,中古时期的中原文明就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昔日辉煌的黄河文明为北方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当下的北方社会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厚重感,同时还为黄河流域提供了大量的贝博遗产。在当下的黄河流域开展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促进黄河流域社会发展,传承与保护黄河流域贝博遗产,同时做好贝博遗产的适当开发与利用正当其时。

       多元交融的河湟贝博

       湟水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大通河又是湟水最大的支流,黄河、湟水、大通河的流经区域及其延伸地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河湟地区。河湟地区是青海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河湟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长期以来,不同的民族之间“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互动,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十分频繁,形成了一个多元贝博交融地带。由此,多元贝博格局是河湟贝博的主要特征。河湟地区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历史上羌藏民族与中原汉族生产生活的地理边界与贝博边界,在这一“中间区域”,居住着汉族、藏族、回族、土族、东乡族、撒拉族、蒙古族、保安族等不同民族,其中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为人口较少民族,使这一地区成为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典型地区,是整个黄河流域民族众多、贝博多样的一个地区。河湟地区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人类的文明形态,比如卡约贝博、辛店贝博等,从史前社会开始,河湟文明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地理区域来说,河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河湟主要包括青海省海东市、西宁市和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农业地区。广义的河湟除了青海省之外,还包括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其实,历史上的洮(州)岷(州)地区,即今天的卓尼县和岷县,也属于河湟贝博的延伸地段。历史上河湟地区的范畴要大于今天对于河湟的理解。1929年甘肃、青海分省之后,河湟贝博区为甘青两省的省界所割裂,河湟地区的范畴相应地变小,同时河湟内部的贝博特征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当下所说的河湟就是狭义的属于青海的河湟。

       在贝博的分类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分类逻辑是把贝博分为物质贝博、制度贝博、精神贝博这样三个大的类别。就河湟物质贝博来说,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农耕贝博与游牧贝博基础上的多元复合贝博。不同的贝博在河湟地区跨民族传播,形成了特定物质贝博事象在多民族当中共享的现象,在此基础上生成了地域性质的物质贝博。以饮食贝博为例,在河湟地区各民族的饮食结构中,肉食和奶制品所占比重大,茯茶和酥油在各民族当中普遍流行,在传统社会农作物的种植中,青稞占有相当的比例,青稞面也就在河湟地区各民族的饮食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食物共享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多民族共同体,特别是历史上以粮食为中心的多民族共同体。历史上河湟地区的农业生产为游牧社会的粮食提供了重要保证,粮食把河湟地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联在一起,形成了多民族共同体。在以粮食为中心的多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也实现了不同民族在其他方面的互动和交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交流。与河湟地区多元贝博相对应,历史上在当地流行的制度贝博具有多元性,当考察河湟地区历史上的社会制度时,也存在一种多元性特征。在河湟地区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组织制度有县府制,比如西宁府、循化厅、贵德厅、丹噶尔厅、巴燕戎格厅等;同时在河湟地区还出现过部落制度与土司制度,部落制度主要在藏族、蒙古族地区流行,而在农耕与游牧之间的过渡带还出现过土司制度,主要在土族、撒拉族地区流行。由于河湟地区的多民族存在,不同民族之间的贝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河湟地区的精神贝博具有多元性。与河湟贝博的多元性相对应的是,河湟精神贝博呈现的包容与开放,也是河湟贝博最基本的特征。在精神贝博方面,有些贝博事项在多民族之间流播,成了河湟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在河湟地区广为流行的花儿,是在河湟地区各民族当中共同传唱的民歌。英雄史诗《格萨尔》在藏族、蒙古族、土族甚至撒拉族的民间传说中也广泛流行。

       河湟地区的贝博具有多元性、一体化、共生性特征。由于历史、地理、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河湟地区的贝博也出现了一些区隔性,这些区隔性主要表现为在地域、民族等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共同体。河湟地区的贝博由于具有区隔性特征,在地域、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贝博圈和贝博丛,存在贝博差异,呈现出多元性。在多元的基础上,河湟贝博形成了一体化的特征。从历史上的地域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到后来的社会共同体。由于河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差异性,不同民族之间在物质贝博和精神贝博之间进行互补,多民族之间历来不断互动,形成了共生性。

       河湟地区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是一个多重贝博的交汇区,历史上不同民族先后进入河湟谷地谋求生存,由于河湟谷地的自然区隔性特征,形成了河湟地区的多元贝博。河湟地区与黄土高原、蒙古高原毗邻,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以上两个地区的民族不断进入河湟地区。就河湟地区的语言来说,有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和藏语族的;有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撒拉族)和蒙古语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的。就民族来说,河湟地区的世居民族有汉族、藏族、回族、土族、东乡族、撒拉族、蒙古族和保安族等民族,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及。就宗教信仰来说,有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还有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或种类繁多的俗信。1982年5月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在西北民族走廊中,除了河西走廊之外,主体部分是河湟走廊(其中包括洮岷走廊)。走廊的意义在于多元贝博的汇集,河湟走廊中呈现出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并存与多元贝博共生的状态。河湟贝博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构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模型,也是民族团结的典范所在。丝绸之路的南线穿越河湟地区,这一段被称为“高原丝绸之路”,又叫“青海道”。一方面,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不畅通时,商队改道河湟地区;另一方面,河湟地区有着丰富的物产,特别是游牧产品,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丝绸之路的贯通,促进了历史上河湟地区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

      历史上王朝国家的社会治理历来重视河湟地区,因为河湟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甚至整个西北地区至关重要。当代河湟地区的发展仍然关乎国家战略,河湟地区对于青藏高原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河湟贝博是多元贝博的一个“范本”,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和丰富的经验。

       河湟生态贝博保护

       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就应该加强河湟地区的生态保护,因为河湟地区是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关键地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母亲河”的黄河是保护水生态、水环境的重要对象,就黄河的生态保护而言,上游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河湟地区位于黄河上游,做好河湟地区的环境保护,对于黄河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既要做好黄河上游 干流区的保护,也要做好黄河上游支流区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的保护,这是当下河湟地区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在河湟地区的生态保护过程中,水生态与水环境的保护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只有做好河湟地区水环境的保护,才能筑牢黄河上游的生态安全屏障,这是当下河湟地区对于黄河的意义之所在。

       河湟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和智慧,河湟地区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下,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以青藏高原的生态农业、生态畜牧业、民族特色手工业推动河湟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在河湟地区,自然环境与贝博生态环境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贝博都在特定的“生境”之中,自然生态与贝博生态息息相关,在加强自然生态保护的同时,应该加强河湟地区多民族贝博生态保护,加强对贝博生态保护试验区的建设。特别是做好河湟地区的贝博遗产保护、非物质贝博遗产传承与保护、地方贝博产业的开发,对于促进河湟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河湟地区的生态保护过程中,把生态保护、生态治理与民生问题相结合,通过生态保护提高河湟地区各民族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大江大河流域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江河流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文明类型和地域贝博。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河湟贝博属于黄河贝博带或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湟地区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黄河文明,阐明河湟贝博与黄河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使河湟贝博成为黄河文明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文字有编辑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