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太加第一次接触电影,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是在一个没有电的地方看露天电影,松太加听不懂电影里在讲什么,问旁边的牧民,他们也听不懂。当看到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出来后,他想:“哎呀太好了,这个肯定会变大!”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标。

       不曾想,当年那个懵懂的小男孩,如今已是一位大奖傍身的电影导演。

       今年,松太加的第三部长片电影《阿拉姜色》斩获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奖。10月份,该片在全国院线上映。

       令人遗憾的是,这部获得大量业内人士推荐、载誉而来的艺术电影,从第一天起排片就不到1%,很多观众反映想看却找不到放映的影院。最终,《阿拉姜色》公映8天,仅收入票房200万元。期间虽有很多电影人、媒体人自发奔走宣传,呼吁提高排片,但也无济于事。

       松太加透露,《阿拉姜色》总投入六七百万元,加上发行,共投入1000多万元。网络版权、电视版权、航空版权如果都能卖出去的话,加上200万元票房,他希望能够收回成本。

       这一步迈对了

       松太加成长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上学时,放映队定期在各个牧区的小学里流动,松太加每天都盼着他们来。因为人小,看电影的人又多,常常挤来挤去就被大人们挤出去了。后来他就发现了一个秘密——银幕背后也可以看,不过是反着看,好在不拥挤,可以躺在地上看。

       因为好奇,小小年纪的松太加经常观察放映员怎么接发动机、怎么加油,他还找来胶片研究,“拿着对着太阳看,心想怎么能所有画面都一样呢,那时候还不明白24格的原理。”松太加笑道。

导演松太加

       很快,松太加身体力行,捣鼓起“幻灯片电影”来。当时松太加寄宿在学校,一放假就到学校的垃圾堆里找玻璃碎片,洗干净用钢笔将小学课本上的图案描到玻璃上,再把寝室窗帘拉上,他戴着有松紧的小帽子,在帽子上接上很多小灯泡,用它将玻璃上的图案投影到墙上。

       “吸引了很多小朋友来看。因为要买电池,我还收票,一毛钱一场。小朋友们都带着钱过来,我室友就负责挡在门口收钱。投影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声音都是靠我自己用嘴喊。”说起这段少时趣事,松太加依然很兴奋。

       等到松太加上初中时,正值电视兴起、电影日益没落,县里的电影院都不放电影了,纷纷改成了录像厅,要么变成卖服装、做展销之类。松太加于是整天泡在录像厅里。“为了吸引观众,常常这边放香港黑帮片,那里放藏语武打片,小镇里所有声音都揉在一块,观众们抽着烟嗑着瓜子挤在一起。”

       那段时间虽然看了不少电影,但松太加真正接触好电影,是在到北京电影学院之后。

       侯孝贤将他领进了好电影的世界,在北京电影学院看完《风柜来的人》,他恍惚了一个星期。慢慢的,他还进入了伯格曼、杨德昌等大师的电影世界。那时,他已经年近30岁。

       松太加从小学画画,大学毕业于师范大学油画系,毕业后在家乡的贝博局工作。当他决定要辞掉“铁饭碗”去“北漂”学电影时,从家人到同事、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只有他的妻子例外,她对他说:“天天说这个,那你就去学呗!养活不了自己,我养活你!”

       “在他们心中,电影太神圣,距离我们太远了,都觉得是我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好,不够懂事。我坐着绿皮火车来北京,躺在卧铺顶层,不由怀疑自己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一晚上根本睡不着。”不过,在北京电影学院呆了一个月之后,松太加就非常确定自己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他很庆幸,这一步迈对了。

       “我的每个剧本都是从人物开始”  

       虽从小喜爱电影,但当上导演,却是松太加始料未及的。用他的话来说,更像是半推半就、时事造就。

       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进修班毕业后,松太加与另一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合作,负责电影《静静的嘛呢石》的美术、副摄影,以及《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的美术、摄影。

       2011年,松太加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对他而言,这算是歪打正着拍的一部作品。脑海中有这个故事后,他把剧本写出来,压了很长时间才敢拿出来。不料对方看后很是激动,立即投了100多万元。

       在藏区拍摄电影成本相对较低,加上多年从事电影工作积累下来的资源,松太加用25天时间顺利拍出了这部处女作。令他没想到的是,作品受邀参加众多电影节电影展,并获得多个电影节提名和奖项。

       即便如此,他也并没有打算就此要当导演。他觉得导演就像包工头,什么都得自己来,实在太累,他还想着回去做摄影师。只是这时,以前合作过的导演就不答应了,他们不再找松太加做摄影师,对他说:“你已经拍得这么好,还是继续当导演吧。”

       近乎失业的松太加为了养活自己,只好又逼着自己开始写剧本、做导演。“刚开始我特别怕,但没办法,逼着让我干这个。”松太加笑道。

       第二部长片电影《河》是在2014年拍的,断断续续拍了40多天,花了七八十万元,都是松太加自己投的,他将《太阳总在左边》的奖金用在了这部电影上。

       松太加说,《河》是他从摄影思维到全方位的导演、编剧思维学习的一个过程,中间用了好几年时间。《阿拉姜色》则是他真正意义上从摄影到导演的转型作品。转型后创作速度就快了起来,去年刚拍完《阿拉姜色》,今年松太加已经完成了第四部长片《拉姆与嘎贝》的拍摄,正在做后期,预计明年上映。

       创伤修复、家庭情感是松太加所有电影中的母题。《太阳总在左边》是失手杀死母亲的儿子的自我和解,《河》中有三代人的情感纠葛,《阿拉姜色》被一部分影迷认为是中国版的《小偷家族》,探讨了非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爱,而还在做后期的《拉姆与嘎贝》也关乎婚姻、家庭。

       松太加成长于一个健康温馨的家庭环境中,通过电影创作去追问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他而言并不成立。探讨情感问题似乎是他一种自觉的选择。

       “每次写剧本都很发愁,脑子里面太复杂,这个也想探讨那个也想探讨,概括不了。一口气写完之后,再对比之前作品,才发现有类同性,就像是黑暗中找一束光的感觉。”

       很多导演创作故事,都有明确的结尾作为目标,人物和出发点为结尾服务,像推演一个公式。松太加不是如此,他写剧本的时候是不清楚的。

       “我的每个剧本都是从人物开始。我知道有两个人物,我要尊重他们每个人的情感、选择、取向、爱好,但我不知道故事会怎么发展,怎么来和解这个事。要写到三分之二时,才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结尾。”

       也因为如此,松太加每次开始剧本前都要找到演员,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演员,剧本就难以推进。“《阿拉姜色》写的时候就是按照主演容中尔甲写的,但写之前他不知道,写完后我才告诉了他。提前选定演员,还能有机会在剧作上补救对方的很多东西。”

       电影中有一场戏是女主人公死后,男主人公打开她的行李包,发现里面装着的是妻子前夫的骨灰和他们的合照。松太加认为这个情节特别复杂、特别炸,当时他问摄影师,如果是他这时会怎么做,摄影师说他会将行李踢到河里去。在电影中,男主人公则是超越自己,他要接力妻子,完成她前夫的遗愿。

       “每个人的选择都没有绝对对错,沿着一个路口左右展开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一个男人的复杂性。”松太加说,“我将解读的自由留给观众,让观众在黑暗中感受电影并用自己经历去思考。这是一种尊重。我希望在电影中探讨展现更复杂的世界,而不是给一个明确的价值观传达。”

       看过松太加电影的人,一定会对他电影中的小孩印象深刻。大家都说他抓的小孩太准了,他自己则相信这就是缘分和一种直觉。《河》中的央金拉姆被影迷们誉为“小周迅”,央金拉姆还凭借此片获得了第二十三届北京大学生国际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松太加表示,他是找到央金拉姆这个演员后,专门给她写的剧本。

       寻找《阿拉姜色》中的儿子“诺儿吾”时,他的团队去了很多当地学校,拍摄的小孩照片贴了整整一面墙,松太加却一个都没选中。

       “都是可爱的,眼睛大大的,气质不对。但什么样是对的,他们没有概念。我就带着他们转了三四个学校,当时一眼就看到赛却加(诺儿吾饰演者),样貌并不突出,站在其他孩子后面,眼神执拗,我说就是他了。他们说试一下,我说试都不用试,就是他。”

       诺儿吾是一个父亲去世、母亲再婚,被寄养在舅舅家的孩子,成长脉络决定了他对世界有着一种内在的仇恨,松太加要的就是他这执拗的眼神和气质。

       松太加不用副导演和执行导演,讲戏全部都是自己来。对于儿童演员,他就一对一跪着给小孩讲戏,给他们做示范,让他们模仿。“如果选的小孩气质符合,将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尤其在没有台词的情况下,演员的眼神必须到位。”松太加说。

       学会隐藏

       克制、隐忍是松太加执导作品时一贯的风格,在《阿拉姜色》中尤为明显。“视听力量和构架要有,但比起外化,我更愿意让它守在里面,内化的力量更能打动人。”

       拍摄过程中,松太加反复跟摄影师说要藏起来,淡化风光,但摄影师总是拍着拍着又跑偏了。同为摄影出身,松太加很理解他这种第一次看到藏地美景,拍起来控制不住的情况。

       于是有一天,松太加将摄影师叫到监视器旁边,把素材理好后给摄影师看。他看完,喝了几口酒,跟松太加说:“导演,这些镜头我们重拍吧。”松太加笑道:“看到素材,他就明白为什么了。”

       摄影上除了要藏起来,还要避免陷入规则之中。松太加认为自己拍《太阳总在左边》时犯了摄影师的职业病,追求强形式感,使力量外化。《阿拉姜色》的摄影是他比较满意的,章法不是没有,但形式感已经打磨进去、藏起来了。

      不过,他也担心陷入另外一种规则的可能性。“有时候,刻意追求某种东西,就有可能掉到一个东西里头。比如《阿拉姜色》一场一个镜头,为此我牺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也不是太好。自然,不要被概念框住是最好的,但自然有时候会欺骗人,要不断去摸索,不同的故事对自然的形式要求也不一样。摄影机的参与要有呼吸,观众的情绪才能跟着走。”松太加说。

       《阿拉姜色》的剪辑基本每一场都是一个镜头,没有刀口,松太加要的是节奏的气韵。著名剪辑师周新霞看片后盛赞他的做法,她表示现在很多人剪动作、剪光线,但其实把握气韵变化是更难得的。

       “机位多、刀口多的话瑕疵可以补,两三分钟没有刀口是很危险的,从调度、表演到运镜都难了很多。”松太加说,“如何把握气韵,我觉得还是克制和含蓄。容中尔甲转过去面对水泥墙那场,不用非得看见眼泪,大家也觉得很感动。我在微博上收到很多留言,说《阿拉姜色》黑场后,观众都发呆一段时间再慢慢离去,黑暗中剪头发的声音,‘喀喀喀’剪到观众心里去了。”

       自然的声音,在松太加看来也是最好。如果完全按照个人喜好,他很可能会选择不用电影音乐。“考虑到观众和投资人,还是妥协了一点,会用一小部分音乐。但是我也对音乐反复说,要学会隐藏。”

       一个剧组七八十人,运作起来难免有糟心的事情,但松太加从不在拍摄现场发火。“见过很多导演现场骂得很厉害,用这种气来镇住片场,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自己做导演,一定不要变成这样。”

       在松太加看来,创作应该是一个养心事情,因为创作大发怒火就背离初衷了,不如不做这个事情。“年轻人是在错误中成长,天大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去指责不如去解决问题。遇到过年轻人犯错后紧张得直发抖,我对他说没问题。我会鼓励年轻人。”

       一个将一个“拖下水”

       有人说,2006年万玛才旦《静静的嘛呢石》的出现,宣告了中国藏语电影的诞生。也有人将十多年来藏地优秀影片涌现这一现象,称之为“藏地新浪潮”。

       松太加认为,藏地影片的概念其实很难界定,按照导演、题材或其他标准去界定,会出现不一样的答案。“我在北京拍一帮藏族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日常生活中用的都是汉语,算不算藏地电影和民族电影?这很难定义,所以我不感兴趣。我就是我,我们就是我们,没必要归类。”松太加还表示自己好奇心比较强,有机会还有可能尝试类型片,或者汉族、内地题材。

       不过,自万玛才旦以来,藏地导演群逐渐显现是不争的事实,松太加、拉华加等导演先后脱颖而出,电影录音师德格才让也在转型导演中,他的第一部电影将于年底开拍。

       更难得的是,12年中,几位导演创作的藏地影片不仅形成了一定数量规模,质量更是上乘,屡获国内外电影节奖项。这种现象足以引起各界的关注与重视。

       这群导演的出现很有意思,用松太加打趣的话来说,是一个将一个“拖下水”。几人中,万玛才旦是最早跨入电影门槛的。2002年,万玛才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学习,松太加当时正供职于家乡的贝博局,万玛才旦就鼓励他也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我当时还不知道去学啥,万玛才旦说你就去摄影系吧,正好我们以后可以搭班。”松太加到北京电影学院后,先是跟着万玛才旦在文学系蹭了一年课,又在摄影系进修班待了一年。这个时期,整个学院就他们俩是藏族学生。

       同样喜欢电影的德格才让,则是被松太加“拖下水”的。基于将来搭班的策略,松太加和万玛才旦将他“安插”到了录音系。德格才让后来包揽了万玛才旦和松太加许多电影中的录音和音乐。

       拉华加则又是被万玛才旦“拖下水”的。最早,拉华加便是从万玛才旦的作品开始接触电影,“北漂”期间认识万玛才旦后,听从其建议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为导演系的一名学生,后在万玛才旦的电影《塔洛》中担任副导演。拉华加的长片处女座《旺扎的雨靴》由万玛才旦担任监制。万玛才旦可以说是拉华加在导演之路上的老师与伯乐。

       松太加和万玛才旦的电影之路鼓舞了很多藏地年轻人。“我收到很多年轻人的私信,他们都有电影梦想。有时间我都会尽可能跟他们沟通,只要他们需要,我的所有经验都愿意用心跟他们说。”松太加说。

       对于短短十余年来形成的藏地电影群崛起这一现象,松太加表示,这可能跟环境有关系。“我们在藏地压力没那么大,不用为生活、为房子发愁,心态比较平和。一个作品出来,就像一棵植物的生长,自然地开花结果。相对而言,这边的导演面对浮躁的市场,压力大了很多,少有额外时间去思考更多问题。我跟他们谈人文,他们会拿那种‘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的眼神看着我。”

       在松太加看来,市场转型期行业诱惑多,创作者受到影响是不自觉的。“如果每天泡在这个环境中,我可能也会被吸引,在老家就能天马行空地思考。”

       “在目前的影视市场,导演很像一个包工头。我认识很多导演,经常要面对投资人,很多精力放在了应酬和公关上,无法全情投入创作。”松太加说,创作他不怕,这种应酬是他最怕的。

       双脚踩地

       经常被年轻人问到要怎么进入电影圈,松太加坦陈自己毫无关系,也从来没有主动找过谁。“《太阳总在左边》是被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选送到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我从电影节回来,刚到北京机场,手机一打开就收到十几封邮件,全是电影节的邀请。所以,只要片子好,就会有人找上你。拍一个短片也行,现在的手机比伯格曼用的机器都好多了。”

       松太加说,目前的大环境对新导演是友好的,各大电影节会照顾有潜力的年轻人,第一部作品、第二部作品拿到的奖金也是最丰富的。

       虽然《阿拉姜色》票房不理想,但在松太加看来,市场对艺术片在逐渐变得友好。“观众口味变了,不再是天天看爆米花电影,慢慢的开始欣赏一些艺术电影。《河》在日本放了一年,每天一场,人不多,顶多三四十个人,但细水长流。国内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艺术院线(注:指专门放映艺术片的院线),但应该很快就会有了。”松太加说。

       在创作中,松太加始终袒露真实的自己,就如他的微信签名“双脚踩地”,用了很多年了,告诉自己不要飘起来。他说,创作上自己一个镜头都不会投机,至少在自己知道的情况下不会投机。

       如今,每次回老家,他的朋友们都已经开始讨论退休工资问题了,不过做导演没有退休这一说,松太加说,他羡慕欧洲那些年纪大的导演,心境那么平和,到老都在产出经典。

       “年轻时以为电影就是生命,现在觉得电影什么都不是了,放松了。”他说未来会放缓脚步,多留时间陪一陪家人。“突然之间女儿都要高考了,我都不知道自己陪过她多少时间。母亲也60多岁了,我也不知道能陪她几天,每次一回家她就先问我‘这回能呆几天’。电影老了还能拍,但家人等不了,妈妈的陪伴、孩子的成长倒不回去。”

       或许,对松太加而言,人生,才是那部真正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