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图片_20200519184855.png

        用汉语写作的藏族诗人,为汉语新诗带来了一道新的风景。其中,藏族青年诗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所论的三位藏族青年诗人,沙冒智化、邦吉梅朵和永中久美,都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处在不同贝博的碰撞交汇地带,既有独特的民族经验,又和同龄人一样,面对着更为驳杂的全球化景观。在汉语诗歌的书写中,他们一方面与汉诗传统发生着必然联系,用跨贝博的视野回应这一传统,一方面又用本民族传统以及独特的表达对汉诗进行补充。对他们的诗歌进行研读,在发现诗美的同时,也利于重启对汉语新诗的理解,从而对支持新诗的整套贝博逻辑有更深入的把握。



        沙冒智化,原名智化加措,甘肃卓尼人。曾有十五年出家经历,著有散文诗集《担心》(藏文),诗集《梦之光斋》(藏文)、《光的纽扣》(中文)、《厨房私语》(藏文)。获《达赛尔》文学奖、“吐蕃诗人奖”全国藏汉双语诗歌奖等,现居拉萨。纯净、轻柔,又不失内在的刚硬,是我对沙冒智化诗歌的第一印象。他写雨,是“洒在眼中的棋子/东跳西蹦时/羊群在光环里消失”(《读过的云》);他写云,“用宇宙的双手/呼唤我的左耳”(《萨嘎达瓦》)。这些诗犹如一幅幅充满生命力的画卷,我在阅读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其中的场面——那辽远、陌生的雪域高原。不得不说,诗歌地理学在沙冒智化身上发生着明显的作用。

        比诗歌地理学更深层次地影响其写作的,是神秘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维柯(G.B.Vico)认为,人类最初的智慧就是诗性的。远古时期的人们凭想象来创造,并用感性的体验给事物命名:“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做‘诗人’”[1]、“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2]在《我就是被你称颂的一棵果树》一诗中,沙冒智化对自己的命名是“果树”。不同于弯弯绕绕的游移或试探,他一开始便用坚定的语气说:“你不爱我你就会死去”、“你不可以老去,因为你把我称颂/不让我老去”。这些霸道的命令使人惊讶,因为“我”与受述者“你”的关系不合乎叙述的“规范”,本来是“我”的表达,要立足于“我”,但主体却置换成了“你”:“你不爱我”的结果不是“我”会死去,而是“你就会死去”;“你不可以老去”是因为“你……不让我老去”。总观沙冒智化的诗歌,这种命名式的题目还有很多:《眼泪是非常纯净的一滴水》《朦胧的天边是一座花园》《我的妈妈是一位人类学家》《卓尼,你是一粒尘埃》……其中涉及到自我指认的,有《我是生在贝博ballbet体育官网的一块石头》《我是纳木错湖底的一块石头》等。在《我是生在贝博ballbet体育官网的一块石头》里,他说“冰的花纹渗出我的身体”;在另一首《孤独的石头》里,他又说“我的灵魂是蛮荒中的一块石头”。身体和灵魂,对照着身份的两个向度,沙冒智化启用的喻体都是“石头”(“石头”在他诗歌里有很高的出场频次)。石头是坚硬的、执着的;在大自然中,它又是渺小的,沉默的,面临着言说的困境。身份,和语言权力息息相关。《旧约•创世纪》里,神创造世界,并对事物命名。命名,表征着最初的、绝对的语言权力;命名权,就是神身份的象征。我猜测:沙冒智化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感受对汉语进行再创造,以打破言说之难。同时,在对汉语的认领中,诗人也在重新认领自己的身份。

        在诗性思维的统摄下,沙冒智化的诗歌如浑然天成的璞玉:诗感强,语感别具一格;包蕴在汉语“肉身”中的“诗”(诗情、诗思)有着鲜活纯白的质地。而这些,对于汉语新诗来说,仿佛是遥远的记忆。胡亮在研究吉狄马加时曾指出:“更为关键的问题则是,诗人如何启用汉语,或启用何种汉语?……这并非汉族所熟知的汉语,而是在彝贝博里面反复浸泡过的汉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彝语的灵魂,注入了汉语的肉身。”[3]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以藏语为母语的沙冒智化,他的汉语写作,唤醒了汉语新诗中沉睡的角落。我最欣赏的,是他诗歌里不时闪出的时空转移:明明刚才还在“此在”里,哪知瞬间就斗转星移。《时间》中,他写“我在噪声中寻找佛的故事/佛本身是个人//我慢慢变回自己的模样/计算出今生的宿命//电线里缺氧的脉冲一碎/数字变成了灰”,三个段落间没有承接,每一句都像是断崖,直接跳开,跃向另一面断崖。我认为,断裂的写法真正地彰显出新诗的特质。对于训练有素的诗人来说,写分行散文式的诗并不是难事,但不少诗人的写作仅仅局限于此,似乎只有线性思维,没有立体的、散点透视的思维,这必然会导致创作的单薄。

        沙冒智化另有三首关于北京的诗,更强烈地显示出时空的跳转。《北京,那年我不会说普通话》,在回忆结构下展开,从语言入手去打开时空的侧面:“北京,那年我不会说普通话/却能沟通爱恨与情仇/北京,走近你的儿化音里/打开世界走数字的计划/把战速度回地狱”。《北京时间》中,他将时间和空间切割开来:“我说‘我与时间无关’/下一站是地点”。《北京,我用藏文语系给你说》最有意思,自然地呈现出意识流的自由之美。全诗以“我有我自由的孤独”起句,衡量北京时间的标准是“胡须长得很快”。然后,语言开始发挥密码的作用,诗人“按照藏文语系的声调/喊了一口万岁”,一张口,便退回到清朝。接下来,北京人“带着摇滚乐的味道”的儿化音,把诗人带到了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这还没有结束,一边是电台里的西班牙斗牛士,一边是傍晚的来临,马路上有了法拉利、三轮车等“车的撒娇声”。北京的街上是没有三轮车的,写到这里,诗歌从一种“虚”过渡到另一种“虚”的边缘。诗人沿着意识流“让那些流浪的歌者们/卸掉雾霾的眼罩/把羊群赶回草原/喂饱蓝天”,诗歌结束。从北京到草原,在这些诗里,北京显然是异质的存在,是(藏贝博以外的)另一种贝博的中心,也就是汉语言的中心。诗人对北京的观察,暗含着对“中心”的焦虑。北京也是他瞭望世界的一个窗口,他要面对藏贝博以外的世界,更要面对纷繁世界中的自己。因此,身份的指认再次迫在眉睫。在怀念父亲的一系列诗里,诗人就坦然地投射了这一困惑,“我看不见自己/父亲”(《写给父亲的诗》)。经过漫长的寻找、反复的自我询问,诗人在他乡终于确信“我是来自藏区的一块石头/躺在天地的缝隙间”(《北京之夜》),这,就是沙冒智化作为一名诗人对自己的身份定位。

        缤纷的时空幻景让我相信:在沙冒智化的诗歌世界里,宇宙、大地、自然、生死,是可以平等相待、自由对话的。当他用奇妙的通感将时空幻景组接起来时,我更是看到了汉语新诗中难得一见的景观。或许,沿着这样的路子,他还将写出更好的、作作生芒的诗。

 

 

        邦吉梅朵,汉名祁发慧,青海西宁人。毕业于河南大学,获文艺学博士学位。现居西宁,就职于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贝博研究,发表学术文章三十余篇,偶有诗、文,散见于杂志。与沙冒智化一样,邦吉梅朵也在诗歌里构建着自我认同。她说“我不负自己/却被你们这些大人基本判断”(《刻薄》),在这首诗里,她对自己的认同是孩子,与“你们这些大人”对立。然而,这样的一个孩子形象在她诗里几乎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冷静、克制与反讽。她的诗歌,就像高原上的石头,峭、冷、硬。

        冷静与克制,源于一个可以随时抽身的“旁观者”视角,她看到“美丽被严酷和繁杂代替”(《旁观者(一)》),而观察的对象“他”,则“滑出人群的优秀被众人关注”(《旁观者(二)》)。这种风格在语言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她所说“我想在叙述中榨干多余的水份”(《无题4》)。邦吉梅朵擅长使用一些概括性句式,这些句子排拒了多余的修饰,将事物的特征速写般地呈现出来,如“低处的石头青苔满布”、“额头重压眼皮低垂”、“经幡飒飒海子参差”(《理塘散章》)。若细加分析,会发现这些句子的基本结构都是主谓式,前面部分是主体(事物),后面部分是对主体特征的概括与归纳。不妨这样猜测:诗人的注意力一定是先集中在要描述的事物(石头、经幡、海子等)上,她看到/感受到了这些事物,随后对其特征进行提炼,再用简洁的语言将这些特征表述出来。即使是在抒情时,邦吉梅朵也大量地使用了这种概括法。《现象感》中她写:“我必须用结束/开始一段开始。”《无题4》中又写:“你的任务比知音重要/涉及默契之外不能自察的矛盾。”可以看出,她是开门见山地给出这些结论,却并不打算向读者呈现推论的过程和引发结论的原初现象。她一开始在诗歌中敞开的,便是深思熟虑(或在内心徘徊许久)的结果,其余的部分,那些现象的迷思,则像是海面下的冰山,被她藏起来了。

        宣布结果,却不呈现过程,这种写法确实能为诗歌加添理性的力量,但也携带着把诗歌写“干”的大危险。我认为,在文学,尤其是在诗歌的“常量”中,感性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而对现象的观察与捕捉,正是表现感性因素的重要手段。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危险,邦吉梅朵开始对概括式的表述方式进行调整。她的诗歌面貌基本是跨性别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高浓度的理性言说覆盖下,诗人的女性身份及感性内在仍然通过密语的方式跳闪出来。“我感激每日的焦灼与忧伤/刺花幸福的柔软面料”(《我晚安•十六》)就是很女性化的表述。细读《秘密》一诗,更能摸索出诗人的情感脉络。诗中的“我”与倾诉对象“你”,处于一种困境中的、无法相互理解的(爱情)关系里——“你用自然而然的手法启蒙了我/感谢你的道貌岸然”;这种关系的调适结果是,“我”作为让步的一方,独自咽下了难言的苦痛与烦恼:“我平常的面容隐藏起了一个不平常的秘密。”要注意的是,在这首诗里,“我”既被启蒙也在让步,在客观上处于被动位置;再对照传统模式中常见的两性关系,会发现二者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困境不单存在于爱情中,还充斥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式各样的困境,逼迫诗人操起反讽的剑戟。组诗《坐班记》,通过写工作中的琐碎,表现出压抑、无聊、无奈、孤独以及不被理解等情绪。这组诗较为频繁地使用了反讽手法,对无力改变的现实进行无情的嘲讽与解构:“看着它们坠落体验自己下沉/颈椎腰椎反应它们不适的抗议/抬抬屁股表示安慰却也无法做出更多”(《坐班记•9》)、“猜想/无翅膀 嘴不尖的这类动物/打什么坏主意/对着眼前的后脑勺打瞌睡/冲着身旁的侧脸翻白眼/同事问 苍蝇的嘴巴尖不尖”(《坐班记•10》)。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所以,诗人并非是没有情绪,没有内心的波动,只是说她的抒情方式较为克制、抽象。《深夜驾驶的雾》中就暗藏着情绪,“落座时看到茶几上/黄玫瑰已有枯萎的迹象/它的绚烂应该包含着一段/怦然心动和情不自禁”;《我晚安•三十二》更让我看到了情绪之美:“水汽倾斜在所有角落/拆散每一束强光的入侵/靠海的城市拒绝清晰明亮”。

        邦吉梅朵是文艺学博士,与长期所受的科班训练有关,她很有语言自觉性。对她来说,“语言是有触觉的诱惑”(《语言的灰》);在写作中,她“想用一个有名的词语/说出我的恐惧/以及后背的冰凉”(《梦》)。和其他有语言自觉性的汉语新诗诗人一样,她对语言的使用已落实到最小单位——“词”上。她常常在诗中进行词语的拆分,通过打破词语原有的结构,去发展新的语言意义,如“道貌没有岸然”(《现象感》)、“姗姗来迟的学生加重/美学的乏味/美因此变形 学因此罢工”(《坐班记•1》)、“高兴一下没有坏尽的因/和正在成长的果”(《坐班记•38》)。我想,拆分词语的目的,对她来说,并不是为了获得语言的快感。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诗学批评者,她理应知道,单纯追求语言的快感极易导致意义的涣散与虚无。那么,我只能把她的目的理解为是为了构建一套诗歌密语,这套诗歌密语只为她独有,只服从她的调配,同时与她的心性、思维、呼吸都步调一致。这套密语增加了她诗歌的表达之难与理解之难,也为她的诗歌凿开了可供理解和阐释的余地(当然,这块空地还能进一步开发)。我想,这套密语的容量还将继续扩充,质地还会更加饱满,当它们在诗歌的公共性与私密性之间找到更为稳妥的言说平衡点时,我将更清晰地辨认出邦吉梅朵的诗歌。

 

 

        永中久美,贝博ballbet体育官网谢通门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著有诗集《微闭之窗》,现居拉萨。永中久美的诗歌,在移动与凝视之间来回切位。移动,是外在的表象,他的诗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理坐标,总是在行走,总是在离开。不断的移动,给永中久美带来了更大的视野,以空间之变为出发点,他写下了不同的风景,也写下伊朗哀曲、美国WBC比赛、Gustavo Santaolalla的配乐……这让我相信:永中久美不是一个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他行走在雪域高原,心里装着广阔的世界。凝视,则是他诗歌内在的姿态。这就好像以一个固定机位来看待变化中的一切,需要强大的内心定力。因为有凝视,永中久美才能对自我、信仰展开持续的剖析,才能在专注中发现“天地静止不语/万物却又灵动不已”(《五月北京》),从而在诗里铺展开一股持续的力量。

        移动与凝视的过渡地带,游走与专注的出神缝隙间,正是诗意的生长之处。“破晓,人流涌动/你消失在街道/消失在纵横交错的时空轨迹”(《献给八廓街的G》)一段,以动为视线切入点,以消失作结,一切归于静止;而站在街边的观看者,带着惆怅与恍惚记录下这一切。永中久美很擅长在这种动静之间,探索意识的幽微流水。他写梦,取消了梦与现实的界限:“六年前,我期待着钻进去/之后再也没有走出来”(《楚布铁桥》);写扎念琴声:“仿佛,我们营造了一个时空——/有着古典寂静的轮廓。”(《扎念琴和女人》)这样的写法让我联想到勒韦尔迪:“他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源自稍纵即逝的灵感,给人以神秘的空灵,一种冥冥中如电闪的悟知。”[4]与勒韦尔迪不同的是,永中久美在追求细节的精致时,仍然保持着语言的糙感,这种“糙”是他背后整个青藏高原的质地外显,也是其诗歌语言活力的来源;如果没有这份“糙”,那么永中久美的诗歌就是可疑的。对于诗里的幽微,永中久美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他毕业后回到贝博ballbet体育官网,说自己的诗歌“逐渐靠近隐喻主义与象征主义”[5]。这意味着诗人有意识地摒弃现实中那些及物性的“物件”,代之以不及物的诗性营造,使诗歌保持着对现实的凌空姿态。

        历史,是永中久美诗歌的一个重要维度。行走让他更直接地触碰历史,凝视又使他更深刻地领会在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他写仁钦则城堡,在风和日丽中看到了大寂静,而这大寂静幻化成眼前的景象,就是“脚下有天地/山脉与农田奔涌,灼烈/刀剑滚烫。”(《仁钦则城堡》)写紫金城堡,他看到了无常。写尼玛塘寺遗址,他看到了沉默。这些诗隐隐透露出一种虚无的情绪:在漫长、浩大的历史面前,人如此渺小,几乎要被时间吞噬成无。(这种主体的消弭,下文还会详谈。)还好,有诗歌存在,诗歌如静默的雕塑般伫立在时间的荒原上,见证着一切。

        如果说不断的行走是永中久美诗歌中重要的后现代景观,那么对于主体性“我”的遮蔽,则在回应一种古老的、遥远的声音。在永中久美的诗里,我很难辨认出一个清晰的自我形象;我更多地捕捉到的,是一阵阵暗涌的情绪。《暗夜之歌》里他写道,“许多人朝着墓地走去/离死亡越近/越想起一些遗忘的秘密”,秘密是什么,他并没有说。当他想提笔记住一个人的样子时,“一切消失在纸张的空无中”(《极乐秘境•轮廓》)。所有的情绪,都是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正如他一首诗的题目所示,“那些秘密不必说出”。对于主体性的“我”的有意遮蔽,直接来源于永中久美的诗歌观,他认为“天地之间,本就没有一个主体,万物平等,需要把‘自我’思绪隐埋到自然或某种瞬间的状态中去”[6]。万物平等之心,消弭了万物中的“自我”,万物才是世界的主体,人不是。这种对主体的置换,首先在诗人自己身上发生作用,《进藏记》是一首奇特的诗。诗人写“双膝着地的瞬间”,“意识先抵达/找不着家门/在拉萨郊外徘徊”,而“胳膊在青海”、“大腿在甘孜”。其次,它也使诗人有意识地保持与现代文明的距离,他“尊崇自然,善待灵魂/在石头斑斓的秘境中/寻找内心之马”(《山居岁月》)。由此,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新诗景观:“生灵跳跃,菌菇生长”(《极乐秘境•夏末》)、“那些西北悬空的洞窟里/住着一些断了手臂的菩萨/他们在无尽的阴凉中静默成空”(《树林与洞窟》)、“寺庙与茶馆虽不远/但却隔着轮回与解脱之间的距离”(《雍仲丹杰林寺》)。永中久美对于“自我”主体的处理,引出了一个悖论。汉语新诗诞生之初,对个体性的追求就是变革的基本诉求之一,诗歌的作用是将人从集体无意识的捆绑中解救出来,让人意识到躲藏在传统背后的那个“我”,进而发扬“我”,恢复个体的尊严。而永中久美的选择是将个体沉浸于万物,把自我放置于对万物的体量中;在个体与万物之间,万物为大。表面上,这与新诗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一策略让我们反思:汉语新诗是否应该包容更广泛的维度,该怎样面对、评价另一套文明体系的主张,又该如何在诗里消化、兼容这一切?

        总的来说,永中久美显然是一位有着清晰的诗学理念的写作者,其写作实践与其诗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互印证。清晰往往会带来祛魅,但蔓延在诗里的文艺气质,以及对幽微意识的感性表达都恰到好处地中和了祛魅之弊,于是永中久美轻松地跳过了祛魅的壕沟,他的诗歌实践已具备一种外显的独特面貌。

 

        邦吉梅朵曾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富有才华和激情的藏族诗人脱颖而出,以探索者的姿态试图打破族群语言与贝博疆域的藩篱,把异质性的个体经验与集体传统带到汉语诗歌甚或汉语文学之中”[7]。这样的实践,也在她本人,以及沙冒智化、永中久美等新一代藏族诗人身上继续发生着。他们的汉语新诗创作,还将继续丰富新诗的生态;对于不断尝试着建立自身传统的新诗来说,也无疑是善意的提示和有益的参照。


注释:

[1]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

[2]维柯:《新科学》,第181页。

[3]胡亮:《“一万句克哲的约会”——吉狄马加〈不朽者〉初窥》,《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4]树才:《勒韦尔迪,一颗黑色太阳》,勒韦尔迪:《被伤害的空气》,树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5]永中久美:《序言》,《微闭之窗》,北京:中国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页。

[6]永中久美:《序言》,第2页。

[7]祁发慧:《第三代藏族汉语诗歌写作主题论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原刊于《星星•诗歌理论》2020年5期

杨碧薇.jpg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著有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散文集《华服》,学术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在《南方周末》《汉诗》开设批评专栏,重点研究新诗与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