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川军”中涌现出一批聚集康定古城,书写康巴贝博的“康巴作家群”。他们根植于康定厚重的历史贝博故土,以雄奇瑰丽的视野不断开拓文学书写的新领域,创作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其中以意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高旭帆、尹向东、雍措等为代表的康巴作家,如同七支文学的响箭直冲云霄,掀起了康巴文学自觉书写和自信书写的热潮。“康定七箭”的文学创作立足康巴、穿越历史、面向未来,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丰富了中国文学版图。康巴藏区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创作,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翻译界也行动起来,翻译出版了康巴作家系列作品,以期助推康巴文学“走出去”。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康巴藏区文学相关翻译话语问题进行再释与再思。


一、立足康巴:“康巴作家群”的集体书写


        “康巴作家群”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和四川省部级文学奖,已然成为康巴地区贝博发展一张响亮的名片,其创作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康巴作家群”作家们母语是藏语,但都用汉语写作,他们以自己的非母语再创书写康巴藏族历史的贝博记忆,探寻深层的康巴贝博基因。这种对康巴贝博集体性书写与族群贝博共同体建构的非母语创作,以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民族精神气韵和独特审美体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康巴藏族贝博自我书写开始于益西泽仁,后经越来越多的甘孜籍作家,以康巴广阔雄奇的高原主人的面貌,书写这片身处多元贝博交汇的边缘大地,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据此完成了康巴贝博由“他者”书写到“自我”书写的嬗变,实现了康巴文学与主流文学、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这是藏族文学、贝博发展史上的重要的贝博事件。无论是益西泽仁在维系意识形态主旋律与现代主义探索之间,为了提升自我而对多元贝博的主动吸收;还是达真描述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贝博在极具包容性的康定,能够从容和谐地交汇,在“中华民族”视野下,描写了康巴人充分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抑或是格绒追美站在藏民族独特的贝博视野的角度,描写藏民族的生命状态,写出了康巴的过去、现在;如此种种无一不是在脱离了以往被书写者的角色而进行的“寻求和谐,贝博开放”的中华民族自我书写。借用达真本人的话而言,那就是:“民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友情第一,智慧第一,才是全人类寻找和谐的终极目标。”

        不难发现,康巴贝博的藉蕴存在于物质和精神的双向空间中,即康巴高原的地理环境和佛教信仰的宗教情怀。如果说格绒追美是关注高原之“风”,那么,达真则是青睐高原之“梦”。前者《隐蔽的脸》以“神子”的神灵和凡人双重之眼,通过《风轮》、《风云》和《风马》来透视雪域村庄从神话、口语时代一直到当下的急剧变革历史风云,是隐蔽的贝博ballbet体育官网面向世界打开的一扇多彩之窗;后者《康巴》则将生活在康巴的三个家族故事分《大梦》、《悲梦》、《醒梦》展开叙述,全景式地展示了一部贝博备用网址的心灵史。达真说:“康巴这片多个民族、多个信仰的交汇地,同样告诉我,大量‘混血’的故事在风中受孕、怀胎、分娩、成长。能将这些题材演绎为‘混血’精品,让人在阅读中领略杂居地多个民族的秘史,是我的终极目标。

        康巴作家群立足于康巴草原而又面向世界,作家们在自我表达的同时,又对多元贝博主动地吸收与融汇,并为最终走向世界的多样化表达奠定了坚实的康巴文学、贝博文本。正如俞蓓和朱霞所言:扎根草原、以母族血缘贝博为根基的同时,意西泽仁更将视野向外拓展,面向世界、寻求多元贝博的融合。[3]而康巴文学面向世界的宏愿离不开其走向世界的文本旅行,即康巴文学的对外翻译,现阶段主要是英译。


二、贝博阐释:康巴文学的文本迻译


        康巴藏区文学鲜明的贝博特色不仅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翻译界也对其关注,在出版机构的推动下,康巴作家群的部分作品已经被翻译为英文出版。2015年底,三部特色鲜明的康巴长篇小说,即达真的《康巴》、亮炯·郎萨的《布隆德誓言》和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同时由中译出版有限公司负责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据悉,《康巴》已经与韩国惠江出版社签下了韩文出版合同,《隐蔽的脸》也将由英国Aurora Publishing LLC(欧若拉出版公司)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显然,作为中国文学新兴版图的康巴文学,已经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中走在了前列。虽然由于时间和地域所限,对这三部长篇小说在经英语和韩语外译后的海外传播效果如何,接受效果如何,短期内我们还未能及时跟踪调查。但无论如何,康巴作家群的作品已经走出了国门,尤其是翻译为阅读面更广的英文译本,这个事实是不能被忽视的,需要翻译界作出相应的研究和评价。

        (一)康巴文学的翻译概览

        康巴文学的英译既得益于其自身独特的文学成就,又于当前中国贝博“走出去”倡议有关。康巴作家群的三部长篇小说入选中译出版有限公司组织策划的“走出去”产品线:阅读中国·藏族青年作家丛书(英文版)系列丛书。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中译出版社”),源自于1973年国务院设立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1] 2016年中译出版社出版了“阅读中国·藏族青年作家丛书”英文版,这一套丛书共收入八部藏族青年作家作品。除了上述英译的三位康巴作家外,还有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Love in Lhasa)、尼玛潘多的《紫青稞》(Purple Highland Barley)、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The Way of Khams-pa)、严英秀的《纸飞机》(Paper Airplanes)和次仁罗布的《界》(Realm)五部藏族青年作家作品的英译本。“康定七箭”作品中,《隐蔽的脸》(The Secluded Face)、《康巴》(Khams-pa)、《布隆德誓言》(The Oath of Polungde)三部长篇小说入选了该系列丛书,被译成英文对外推介(见下图书影)。《康巴》、《隐蔽的脸》、《布隆德誓言》同时入选得以英译,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康巴长篇小说“走出去”的可贵尝试。然而,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力度而言,都与康巴文学创作的现状发展不相匹配,没有达到理想的同步对外传播盛况。

        康巴作家群的三部小说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拓展了康巴藏区文学对外传播的跨学科话语空间,对藏区文学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贝博“走出去”,乃至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贝博认同具有重要的模塑作用和启发意义。中译出版社出版的三部小说英译本都是由外籍译者和本土译者董锐合作完成的。《隐蔽的脸》(The Secluded Face)由美国译者Andrew Stevenson和董锐合作翻译;《康巴》(Khams-pa)由美国译者Ruth Graham和董锐合作翻译;《布隆德誓言》(The Oath of Polungde)由美国译者Stephen F. Pomroy和董锐合作翻译。这三位外籍译者和董锐现都供职于重庆市因特传思翻译公司。可见,整套系列丛书经由集体翻译,呈现出出版社主导、企业参与、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特点,体现出当前中国贝博“走出去”对外传播发展的新阶段。

        三部康巴作家群作品英译本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康巴藏区文学、历史、民俗、人文地理等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为我们思考如何书写藏族文学史、翻译史提供了一手的个案资料;对少数民族优秀贝博通过翻译“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出版模式,会进一步引发中华多民族典籍翻译传播的学术思考。2017年笔者曾以《隐蔽的脸》的英译本为研究个案,对该英译本进行了翻译学视野的多维阐释,探析了康巴藏区文学对外传播的翻译策略、翻译主体、出版渠道与传播途径等多重视域,拓展了康巴藏区文学翻译传播的跨学科话语空间。[2] 论文刊载在《阿来研究》2017年第2期,2019年入选了欧阳美书编著的《康巴作家群评论集Ⅱ》,为康巴文学的对外翻译话语阐释作出了翻译学界适时的评析。[3] 整体而言,这些英译本体现出紧扣原文的直译与删繁就简的意译策略交叉使用;灵活多变的语序调整与译文重组;康巴意象的贝博阐释与深度翻译等特点。下文在《隐蔽的脸》英文本评论的基础上,重点对《康巴》英译本进行评析,有关《布隆德宣言》英译本以及这三个译本之间的比较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待后续跟进。

        (二)康巴文学中贝博意象的翻译

        “康巴作家群”创作的康巴文学中,对神山、大河、草原等自然景观和婚礼、庆典、锅庄舞、僧俗生活等人文景观进行了细致鲜活的展现。康巴小说中大量关于藏地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带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学印记和民俗叙事。民俗事项是康巴贝博景观的集中展示,既是潜藏在康巴作家内心深处“集体无意识”的文学表征,又是对本民族贝博心理的自觉选择,还是康巴作家对当代文学审美创作的另类开拓。[4]而围绕其展开的文学表述,是通过凝聚着藏民族智慧和经验的大量贝博意象和民俗事象词语,这些内容恰恰是康巴地区藏民族的贝博精神的具体表征,具有独特的文学性,为跨贝博的翻译交际传播带来不小的困难和障碍。

        康巴小说中的贝博意象词多集中在人名、地名、宗教活动、民间艺术、贝博活动等领域。能否恰当地对贝博意象词进行文本迻译和贝博阐释,成为衡量译作标准,乃至决定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走出去”从而“走进去”的关键所在。仅在《康巴》中就有土司(Chieftain)、糌粑(zanba)、荞麦饼(buckwheat cake)、酥油茶(buttered tea)、寺庙(lamasery)、经幡(尼玛旗prayer flag)、转佛塔(went around the tower)、煨桑(burn incense)、诵经(recite sutras)、打卦(ask the fortune teller)、(阿訇)imam;晨礼 (fajr);转经筒(pray wheel),背夫(porters),唐卡画(Thangka painting)、莲花生大师(Guru Rinpoche) 等众多贝博意象词汇。还有一类是藏语词汇,但是附有意义解释,再翻译为英语。如“包金呷乌”藏语音译,意思为护身符,英译为amulet;“扯格娃”藏语音译,意思是混血儿,英译为 a mixed-race man;“驮脚娃”藏语音译,意思是马帮,英译为caravan;“达些”藏语音译,意思是讨口流浪汉,英译为migrants等不一而足。当然《康巴》中呈现的是一个多元贝博交融的康定,所以贝博词汇中呈现出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苯教的等众多宗教术语。这次词汇的翻译基本上按照紧扣原文的直译与删繁就简的意译,间或有的词汇用音译,如跑马山(Paoma Montain)、大雪山(Daxue Mountain)等。这些贝博意象词的翻译除了直译、意译、音译以及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外,就是借鉴贝博人类学深度翻译来进行贝博阐释。

        贝博阐释是指译者通过注释来提供必要的贝博背景知识,以助译入语读者理解,从而达到贝博交流的目的。在《康巴》英译本里既体现在小说的标题英译,也体现在贝博意象词的翻译。小说《康巴》原文并没有副标题,英文译本加了一副标题:“AN EPIC OF TIBETAN PEOPLE(一部贝博备用网址的史诗)”。英文副标题,即副文本的增加,会使英文受众加深对康巴“KHAMS-PA”特定地域的贝博认知,提升了受众对这片地域中生活的人的命运的认知,从而有助于对原小说文本的认知。再如,译文对“巴宫(印经院)”加以注释,进行说明:“Parkhang,transliterated from Tibetan, literally means Sutras Printing Lamasery.”[5]还有类似对“香樟木托盘”的解释性翻译:“a camphorwood tray engraved with patterns of Dharma-cakra and conch” 和“茶马重镇——康定”的解读:“a town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the Tea-Horse Road, Kang”。用英语阅读这些贝博意象的时候,不仅是对康巴,乃至对整个藏族贝博都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也有译者在翻译康巴贝博意象词时侧重于音译。和《康巴》英译一样,葛浩文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也将“土司”译为“chieftain”。[6]倒是在《隐蔽的脸》英译本中,译者将“强人、王族、土司、头人”等称呼语全部音译为“qiangren, wangzu, tusi and toren”,这样的直译令人耳目一新。实际上,在英语贝博中,“chieftain”意为“the leader or head of a group,especially of a clan or tribe”,即“一群人(尤其是宗族或部落)的领袖或头领”。事实上,“土司”是中国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的世袭官职。“chieftain”与“土司”的贝博蕴涵是完全不同的。将“土司”译为“chieftain”,译入语文本不能向英语读者传达“土司”所蕴含的中华贝博信息。倒不如直接音译,逐渐让译入语读者像原语读者读原作所获得的同样的感知。可见,如何翻译贝博意象词既是翻译理论界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也是优秀译者为之而奋斗的理想追求。

        (三)康巴文学中民俗事象的翻译

        康巴小说中除了特色鲜明的贝博意象词以外,还有大量民间神话、史诗传说和歌谣谚语等民间贝博资源的叙事移植或改编,以及对宗教、民俗节日、娱乐活动等盛典场面不遗巨细的描述。如果说把神话、传说、歌谣、口头史诗等内容视为语言民俗的话,那么大众创造和传承的宗教活动、节日服饰、饮食、经贸等贝博事项可视为物质社会民俗。这些民俗事象生动地再现了特定情境、场合的康巴社会生活风貌,表征着浓郁的康巴风情。这既是康巴作家对地域民族贝博的回味与探寻,又是张扬其民族贝博的一种持守姿态。[8]正如魏宏欢所言:“民俗内容是小说中一种特殊的叙事文本,它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特点,一方面直接具象地展示了藏族民间贝博传统,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地域风俗和民俗内容,间接表现了藏族民俗贝博心理结构模式”。

        “锅庄”作为藏茶贸易的中介场所,民俗含义深刻,只言片语无法解释清楚,正如小说《康巴》中伍大哥所说:“锅庄,我知道那是做啥的,但我用嘴就是说不明白”。[10]在小说中达真描写到:“随着汉藏茶马互市的日渐兴旺,这些驿站又成为兼职贸易的锅庄,呷玛就是保佑云登家族的最大的锅庄主,一边帮助云登家族管理行政事务,一边经商。传统告诉云登,康定大大小小的几十家锅庄,构成了支撑云登家族的巨大基石,正如马帮口中唱出的:‘金子一样的打箭炉,藏地独一无二的锅庄是土司的腰和腿……’”[11]英译如下:

        Later these co urier station turned to Guozhuang*, as the tea and house market had grown prosperous. And Karma, the butler of the Yonten family, became the largest owner of the Guozhuang that was subordinated to the family. All these Guozhuangs in Kangding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Yonten family, of which Yoten knew well. As the caravan men sung, “in the rich land of Kanding,Guozhang to chieftain is what limbs are to a body...”

        译文在翻译“锅庄”一词时,用了音译加注释来解释这一特有的贝博意象,音译为“Guozhuang: 并进行了注释:“a place with buildings enclosed in wall where business gather to make deals”。在译文第18页出现的“锅庄”,同样用了音译加注来解释:“a kind of business unit that traded local products or provide accommodation, etc.”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旨在向读者介绍“锅庄”的丰富内涵,迻译丰富的民俗意味,将这个包含了康地经贸、民居、饮食等康巴民俗贝博内容,专为商旅提供食宿、堆存货物、互市贸易的中介场所介绍给译入语读者。锅庄作为一种舞蹈,更具独特魅力。“嘉绒锅庄的优美就在于锅庄的圆始终在运动变换中收放自如地保持着,眼花缭乱地跳出时大时小变化中的圆。舞步由男人领头,女人紧随。舞步豪迈而沉重,随着歌声的欢快和节奏的加快,女人的声音渐起,锅庄进入高潮,由肃穆庄重变为热情奔放。这时的舞场变成为彩色的漩涡,令围观者心性荡漾。”如此美妙的描写,译文将其删减,实在令人可惜。 

        《康巴》中对歌谣等民间贝博资源的叙事移植或改编比比皆是。在《滴血情歌》一节描述云登和白玛娜珍相会的情节时写道:“远处传来‘世界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地爱哟,世界溜溜的男子,任我溜溜地求哟……’”[14]的歌谣。显然,此处的歌词是改编自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康定情歌》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从上世纪40 年代开始唱响中华大地而经久不衰,这首民歌已成为康定走向世界一张靓丽的名片。原歌词是“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达真将最后一句“你”改为了“我”,符合永登和白玛娜珍听了优美的歌词后,彼此心领神会而气韵天成。文盛伯将原版本的歌词英译为:“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All girls in the world. Let me love them.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All boys in the world. Let you choose from them.”[15] 分别突出了“我和你”简单明了,曲调优美,通俗易懂,适合歌唱。达真《康巴》英译本中将歌词译为:“All the women in the world can be my lover and all the men in the world can bemy wooer”。[16] 分别用了“my lover 和my wooer”,既押韵又对仗,语义恰当、意味深长。英文读者读了之后,从文字层面应该会感受到男女真情表白的康巴方式,深刻体会到康巴贝博中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象和豪迈直爽的民俗民风。

        中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康巴文学英译本,整体而言语言流畅、表达地道,为国内外读者体验深邃丰富的藏族贝博,感受藏区民族历史贝博的变迁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地平台。美中不足之处是部分译本删减的地方较多,几乎每一节都有删减。删掉的部分,可能是译者认为对故事情节理解不太重要的句子和段落,也有似乎是部分暗示隐晦的描写段落。如果说从情节理解和读者阅读接受层面考虑,大刀阔斧的进行删改,类似于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情况的确存在。毕竟,翻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活动,不仅仅是语言迻译,更多是“走出去”之后“走进去”,需要译者发挥主体性,进行一定的删改。然而,对于康巴文学的独特性而言,无论是描写自然画面还是人文叙事的部分,不应该将其删掉,这也是翻译的伦理问题。仅第一章一节“交汇地”(the valley)中就有五处删节,第二节亡命“茶马”路中关于猫群“叫春”的两个自然段均删掉,更为难以想象的是,此节的后半部分描述赵云龙和玉珍在逃往康定锅庄安身立命的途中叙事,几乎三分之一全部删掉了,只用了一句“after days of trudge, Zheng Yunlong and Yuzhen finally arrived in Kangding”(长途跋涉数日后到达了康定)匆匆结束了这一节,令人意犹未尽。还有如珍珠般点缀在小说中类似“无笼头的野马难驾驭, 无鼻圈的野牛难驯服”的民间俗语大都没有翻译,不得不说是留下了遗珠之憾。


三、面向世界:康巴藏区文学“走出去”再释


        从2012年到今,“康巴作家群”书系陆续已出版了共五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贝博事件。阿来曾说:“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1]在中国贝博“走出去”的背景下,就应发挥翻译界本身的研究和翻译人才优势,译出更多的康巴文学精品,并与文学界、出版界形成有效的交流和学术对话,进一步加强藏区文学对外的传播研究。当然,由于贝博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的存在,我们更应该以历史和发展的目光,看待当前的康巴文学“走出去”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模式,进行相关的学术思考。

        首先,从文学生产作家层面而言,少数民族作家要有意识地加强与国际文学界的交流对话,作家自己先要“走出去”,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了解。要紧跟世界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潮流,创作出既有具有人文关怀而又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这方面不得不说莫言是颇为成功的一位作家。康巴文学以其独特的地域性、文学性特征登入中国文学版图,“康巴作家群”的作家又是中青年居多,相信随着创作的需要,他们会主动和国家文学界、出版界进行贝博交流。

        其次,从文学作品传播而言,康巴文学与贝博“走出去”,翻译是必经之路。由于贝博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目前的对外译介有一定的瓶颈和困难,尤其是对于康巴文学的译介。虽然已有零星的作家作品得到关注,但整体而言,译介的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够。要警惕翻译过程中的大量删减现象,正如有“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第一人”之称的葛浩文,他的“连删带改”翻译策略和模式,当前已经引起了文学界部分学者的反思。翻译界的许钧教授在其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中指出:“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恪守翻译忠实性原则的翻译方法到底是有利于中国文学、贝博在国外的传播与接收,还是导致了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贝博的误读与曲解?”[2]不难看出,翻译成为翻译界、文学界乃至整个贝博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只不过关注点不同而已。翻译界关心和焦虑的问题是中国文学是否“走出去”了;文学界却似乎更多关心的到底是什么“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是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与中国贝博。康巴文学目前译本中的删减,体现出译者追求译作“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归化翻译应该成为相应的翻译策略。当海外读者对康巴文学、贝博有了初步的认知和兴趣之后,旨在追求“原汁原味”呈现的异化翻译策略就应该成为首选的翻译策略。

        再次,从翻译生产中的译者层面而言,要增强外译的自觉意识,提高翻译能力和学术外交能力。理想状态下的译者似乎是那些既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又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同时还能熟练在两种语言中自如转换,还能够与主流出版机构与媒体沟通顺畅的译者。当前要大量培养我们自己国内翻译后备人才,培养职业化的翻译专业队伍,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在翻译模式上,较好的方式是合作翻译,即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完成。康巴小说英文版都是中外译者合作翻译,英美译者与本土译者通力合作,既保证了对原文的理解到位,又保证了译文的表达流畅,能够比较忠实流畅地传达康巴贝博的精髓,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大量的删减和部分贝博意象词翻译的不统一。实际上,只要团队统一协商,统一规划,这个目标容易实现。

        最后,从译作的接受层面而言,充分尊重译本对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开拓译作接受的多媒体融合渠道,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充分利用文学传播的传统纸介阅读和数字时代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特点,利用各类新媒体传播介质,推出易于读者接受的改写本、简写本、少儿本、彩绘本、动漫本、数字读物等多模态译本。充分发挥政府、学术机构、专家、学者、文学代理人、版权经纪人、译者、媒体、书评人、出版社、书店等各级各类主体的集体智慧,多方协作,合作出版,推出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的翻译文学作品。在读者、译者、出版社、市场和读者之间搭起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

        目前出版的三部“康巴作家群”长篇小说英译本,为英语读者带来与其迥然不同的康巴贝博阅读体验,这本身也是一个贝博事件,值得期待。同样期待更多的康巴文学得以翻译出版,期待更多的学者关注康巴文学翻译出版的思考与探索。“康巴作家群”作品外译刚好在路上!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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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治国,1975年生,博士,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同声传译。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