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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文学自由谈》是我出发的地方。多年来,这本杂志总是摆在我书架最好的位置。在心里亦是。它吻合我对文学评论的基本期许:有朝气,有锐气,有格局,有公心——谁都知道,这多么难得。然而,它却于嬉笑怒骂间做到了。几十年来举重若轻,一本薄薄的小书,体现的是许多人手中不可或缺的一份沉甸甸的重量。人事文事皆江湖,太多的水是那么容易被搅浑,而《文学自由谈》在那里,便总像一面镜子。我祈愿它一直保持着这份坚硬和飞飏,如同我每每提笔时对自己的要求。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


        我还是想,一直在想,如果,我哪怕有一丝半毫的预知力,那么,我的2018年,最终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一生,注定,有一些年月,有一些时间节点,会从漫长的日复一日中脱颖而出,成为生命中的特殊纪念,一个痛点,一个死结。可是,当它已经逼近你,当它已经用黑手叩响了你的门环,你却是浑然不知的。

        起初,一切看上去是好的。似乎比以往要更好一些。旷日持久的失眠在孩子暑假回到家里后,有了明显的改善。于是,带她去了甘南草原,去了川贝博ballbet体育官网地。对于一个生长在城市的藏族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了解母族贝博的壮阔和瑰丽。一路上,阳光越来越炽烈,心绪越来越飞扬,沉静。然后,回家——白龙江边小城里那个我称之为家的院落。母亲从浓阴下,藤椅上,颤巍巍站起来,迎接我。她每次迎我回家时,脸上的泪反而好像我就此要离去。

        就是在这一次,哪怕是在这最后的一次,她也并不比半年前更衰弱。

        娘家小城里,我的闺蜜发小,也有三五文友,他们往来言语间,提到我的创作。那一年刚刚新出的小说集,有人拿来签字。这样的时候,母亲便常常盘旋在我们周围,事实上,她并不十分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一部怎样的书,但她还是随着我们的谈笑,极为开怀地笑。单是女儿写了书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她无限欣慰。她是那么骄傲于自己的女儿成了“写书的人”。记得很清楚,有天黄昏,当我送走客人回来时,她坐在我们刚坐过的地方,一只手紧捧着我那部小说集,另一只手轻轻摩挲着精装的封面,双眼闪亮。那副场景,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我还是感到了比以往更有力的一种震撼。我蹲到她的膝边,告诉她,她手里的书是别人的故事,将来我会出一本书,那本书里有她。你要把我写到书里?她问,然后更郑重地捧起书:我有什么好写的!她脸上的笑,是孩子般的天真,满足,羞赧。 

        这张笑脸,现在,常常在我的梦中。

        我说的将来要出的那本书,就是散文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我已经有五部书了,都是小说集。很久以来,我想有一部散文集。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2011年,我入选“甘肃小说八骏”。在此前后,得过省内外一些奖项,也都是小说方面的。我不是那种眼明手快的写作者,我写小说写得很慢,出活太少。但尽管如此,我至今也有了五部小说集。事实上,比小说写得更慢、更持久的是我的散文。距离最初发表散文已经二十多年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从未中断过散文写作。小说,是对纷繁世界的凝视和考量,是对现实人生的叹惜和建构。写小说的人,有时是人群之中惺惺相惜的柔软之心,有时是窗帘后面无奈泪湿的窥探之眼,而有时则是稿纸上笔起刀落的决绝之手。但到了散文这里,事情便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散文之于我,意味着在匆忙庸碌的日常中,我突然停下脚步,瞥见镜子里的自己。无处遁逃,无可遮掩,我只能与镜子里茫然失神的女人,面面相觑。是的,散文是我与我自己的狭路相逢,是我与我自己的短兵相接。没有哪一种文体,会像散文一样与我彼此玉成,两败俱伤。

        断断续续,二十几年就这样写下来了。期间有些篇目得以发表,有些从未示人。这些尘封在时间中的文字,就像捂在我胸口的一群白鸟,它们以温柔的翅羽抚平了我心灵的皱褶,以尖锐的触角扒开了生活的伪饰,让我看到日子里落进了更多的灰。我热爱我这些散文,因为我热爱已过不惑之年却依旧活得这样迷惑这样赤诚的自己,我爱我自己小小的悲喜浩荡的人生。

        我的人生,充溢着我的母亲。一个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藏族女人,她无缘和“文学”发生关系。我曾经羡慕过一些作家有妈妈可以作启蒙老师,两岁时咿呀学语“春眠不觉晓”,七岁时拿来《红楼梦》,十四岁时一起谈论哈姆雷特。而我的母亲,她从不曾留下陪我吟诗涂鸦的亲子记忆,漫长的唯有我俩母女相伴的冬夜里,她哼唱的许多母语的长调,我从没记清过那些迂回反复的歌词。当我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幼苗在汉语的晨昏重新学会发芽,抽枝,跌跌撞撞地生长,她只是那个爱莫能助的旁观者。是的,就是这样。但当我拿起笔,她始终是我所有文字中那个最强大的存在。她无处不在。尤其,在散文这种极自我的文体里。

        所以,我知道我在等待将来出一本书,那本书里有她。那本书是献给她的。

        却原来,念念不忘,真有回响。终于,在2018年,我以散文入选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我的第一部散文集要问世了。

        然而,得知这意义非凡的喜讯是在母亲的病床边。然后,第十四天,母亲走了。然后,在她出殡的第二天,我赴京参加了散文集的改稿会。再然后,在她七七祭奠的第二天,也是因着这本散文集,我随中国作协采访团去了南海三沙市永兴岛。一路天涯海角,不知今夕何夕。

        一本书的即将问世,一个人的遽然离世。这看上去似乎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而且,根本不具备等量齐观性。但在2018年,它们就这样接踵而至,缠杂交错,横亘在我的每一个日夜交替中。并且漫延不绝,正在构成更长的将来。

        一年过去了。多么难过的一年,感觉怎么也过不去的这一年,竟然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知道在这样一篇创作谈里,抛开创作话题回述如此私人的生活境遇,是不适宜的。我一己的迷思执念,我的偏狭之笔,来不及沉淀和提炼,缺乏结晶和升华,尚未掘进到人类公共情感和经验的幽深,抵达文学应有的高度和广阔。但关于这本书,我最想说的就是这些。又是一个春天。雨水。惊蛰。春分。窗外,一天一个样子。仅仅是在去年,我还在《致母亲》中咏叹:“走进榆叶梅的花海,我猝不及防跌进了修辞的包围中——它多么像你的一生。那么多的春天,那么多的捧出。”而此刻,又一个春天呼啦啦全开了,我却被一枚钉子钉住了心和口。 

        关于这本书,我还能说什么呢?和转眼间就荼蘼的花事一样,这么快,它就旧了。仅仅是在去年,它还象征着一种美好的将来。我曾一次次地想象过我那些零落四处的散文结集出版的样子,它的颜色,芳香,它敝帚自珍的重量。现在,它就在我的手里,这最初的欢喜,最后的殇。我曾一次次地想象过我把它交到母亲手里的情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印在扉页上的题辞会多出来这样一个锥心刺目的字:谨以此书供献给我的母亲。供。一字之差,天地浩渺。

        如此,也必须重新启程。走下去,写下去。是的,不能被述说的生活,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是无法想象的。写散文,还是小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如此美丽如此伤痛的人世,我怎么可以停止歌唱和哭泣。我怎么可以说:我一无所有,我两手空空。

        而这本散文集之于我,是永远的,唯一的。时间带走了所有的岸,那个曾经的港湾已彻底湮灭,但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在这本书里,在文字的救赎中归于和母亲十指紧握,永不分手。这不可救药的人生,这纷纭而至的命运,从此我不再轻言放手。


《悲伤的西班牙》


        是先有了题目的。悲伤的西班牙。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当我初遇这六个字,我便被一种奇妙的语感,语感后面一种无可名状的意味,深深打动。

        《悲伤的西班牙》,只是一支吉他曲。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但显而易见,我是一名标准的文艺青年。那时候的大学校园,吉他是文艺青年的标配。我也曾弹拨简单的曲子,但回想起来那简直像是一种姿势,更多的时候是听。齐秦,民谣,乡村,还有摇滚。青春是那么寂寞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成长中隐藏着残酷的疼痛,躁动与迷茫,绝望与反抗,都找不到恰当的出口,年轻的心日夜战斗在无物之阵中。那时候,我不知道唱出一首情感浓烈的歌曲和提笔写下一首自认为寓意深长的诗歌,到底哪一个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是的,音乐之于我,从来都是和文学一样重要的事。

        那时花开,我用音乐的蝉翼包着我的火。

        但突然就听到了《悲伤的西班牙》。它与我以往的吉他喜好并不合拍,它是古典的,柔婉的,但它从所有的声响中脱颖而出,绕梁不绝。它像一场温柔的雨夜,不期而降,婆娑不止。每一个音符,每一处旋律,明明是一见倾心的邂逅,却满满是久别重逢的感怀。从此,生活中循环往复着这支简单的乐曲,二十多年来没有间断过。

        流年如风,千帆扑面而过,中年就这样降临了。几乎是毫无察觉,失去,连绵不断的失去逐渐成为生命的常态。曾经的日子中很重要的一些拥有,似乎不再重要了,譬如一支曲子,一段心事,一份爱情。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曾经视而不见的许多,腰腿,颈肩,肠胃,三高,等等。似乎越往前走,就越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原来是属于身体的,属于一副躯壳皮囊。多么痛的领悟。

        然而,这并不是真相。真相是衰老、疾病、疼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走向一条下坡路,却无法掌控自己趔趄的脚步。当荒凉和枯败像箭镞迎面呼啸而来,你甚至无力躲闪丝毫。这才是最要命的。这种心绪。妥协,放弃,认命。一些支撑,一些信念,哗啦啦如大厦倾。

        我看到、听到太多的中年故事,当然,更多的是女人故事。一个很漂亮风韵的女子,俗话“事业家庭双丰收”的那种,突然被查出癌,突然就撒手人寰走了。大家怜息她的华年早逝,更同情被扔在半路上的她的老公。但一年不到,她的老公竟有了新女人。虽然没有人认为孑然一身是他对亡妻的唯一怀念方式,虽然没有人要求他应该自绝于幸福,但当他以泛着中年油光的笑容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时,许多人的心莫名地冷了;另一个女人,温婉知性,老公出轨了办公室同事,私情暴露后还藕断丝连,但她选择了不离不弃,连旁人都替她不值,她说:我哥嫂嫌弃我妈,我老公不嫌弃。从他亲手把我妈搀进家门的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这个人,无论怎么恨他,也要爱他;还有一个女人,却恰恰相反,在临近知天命之年自身并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她不声不响就离了婚,并不是男人出了什么状况,而是她自己丧失了和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心力。她说你们知道连吵架的热情都没有是什么感觉吗?还有一个女人,一年四季一顿不差地在家做饭,就是在她生病时也从来没吃到过老公做的一碗粥。要好的女同事骂她太忍让,你在外面也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妇女,凭什么在家就成了老妈子?她答:当年,我马上要和他结婚的时候,却有了外心差点分手。我一直觉得对他有愧疚。原来是这样。可是,一辈子这么长,同床共枕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愧疚了一辈子,那愧疚还是愧疚吗?

        太多这样的故事。它们不绝如缕地走进我的生活,渗透我的忧思,却无法抵达我的笔下。我离这些人太过切近以至于面容模糊,我知道每一个个体新鲜的切肤之痛早已沦为千篇一律的文学书写,我又如何让这些庸常琐碎的烟火故事在我的笔下找到独辟蹊径的切入口,实现有力的表达?我常常彷徨在小说的伞下,听那些抚之不去的生命密语在耳边呢喃。一些人来,一些人去,那些永不能盛放的心灵褶皱,我依旧无法一一抚平。是的,提炼和结晶从来都不会像伞外飘洒的雨花纷至沓来,甚至,就连诉说也是艰难的。

        有一天,看电影《依然爱丽丝》。最初只是因为那是奥斯卡影后朱利安·摩尔主演的影片。但只几分钟的时间,电影便让我忘了朱利安·摩尔,一个叫Alice的女人以她绝无仅有的眼神攫住了我的心。正藉盛年的大学语言学教授被诊断患有遗传性的阿兹海默症,她一点点面对着记忆的流失,面对着自我的遗忘。她一点点地失去着,失去所有。但最可怕的甚至不是失去,而是“失去”的能力,因为她已不复记得自己的“曾经拥有”。

        阿兹海默症,我当然是知道的。我院里的同事,我外地的同学,都有亲人得过这个病。我也是一个惯于看电影的人,苦难是电影的恒常主题,尤其“疾病”素来是故事片里被信手拈来的元素,那些被置于极端情境的生命提供了现成的道德困境、伦理冲突、悲惨情势与超越时刻,所以,《依然爱丽丝》并不是一部多么独特的了不起的电影。但它如此地震撼了我,一种恰逢其时的启示。那个眼神,我遇见了,便再也不能忘记。Alice的眼神。从满眶的自信和幸福走向惶恐不安,痛苦,挣扎,走向崩溃,犹豫,木然,最后走向彻底的空洞,像赤条条漂浮在大海里。

        一个不断失去的的眼神。一个再也无力“失去”的人生。

        中篇小说《悲伤的西班牙》就那样写出来了。是“失去”触发了我。好像,我的“失去”在岁月中伺机而动,只等和Alice的“失去”相遇,碰撞,便一触即发,破茧成蝶。当然,这是一个和电影《依然爱丽丝》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之所以让故事中的阿潘教授也患上阿兹海默症而不是别的什么病,仅仅是想致敬电影,致敬那个让人全身颤栗的眼神。事实上,疾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表现生活中,曾经那么才貌双全心高气傲的人,如何在衰老与疾病面前渐渐低到了尘埃里。我想写出中年女子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无处不在的孤独。正如小说发表时杂志的“主编推荐”语所评价的:“作者以温婉细腻的笔触,成功刻画了三个孤独的女人。黛诺无疑是孤独的,否则不会因为遇见相知的男人而愈发感觉自己身体里的“寒”。何琦的欲盖弥彰,其实是一种更为深切的孤独。至于阿潘,若不是孤独到绝望,又怎会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作者对于婚姻、爱情乃至人生或人性,都有着极为清醒而透彻的认识,这种清醒与透彻,已经接近于残酷了。当然,优秀的小说家大多是残酷的,他们热衷于赤裸裸地呈现事物真相,却从来不管读者是否愿意承受。”

        就是这样。似乎是一个灰黯的故事。但我依旧不甘心。所以,我让我笔下的女性坚持发问:如果人生是不快乐的,那么,它至少也应该是值得的吧?为什么要在漫长的无意义中走到底?

        和我许多的小说一样,《悲伤的西班牙》中,我写了三个女人之间真诚、坚固的友情。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有几个亲爱的闺蜜,她们曾经见证了我的青春,如今将要和我一起走向白发暮年的风景。她们参与着我终其一生的成长。友情之于我,从来都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它和亲情一样浓重,比爱情更为坚韧,它是千疮百孔的生活中一地碎金般明灭可见的坚信。我喜欢让笔下的女主人公,总有一个相伴的闺蜜,一如我喜欢我的生活有闺蜜的造访。只要她们来,老妇便立做少年狂,快乐喷泉般挥洒。我让她们走进我的小说,她们便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女人,活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但我知道,那些摇曳生姿,活色生香的女人,那些在坏天气里不辍劳作,在黑夜里独自饮泣的女人,就是她们。有一首甜美的情歌,我一直是唱给她们听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写这篇创作谈时,我游历在美丽的南方。时值初冬,但所到之处目力所及尽是绿色。我并不贪恋这样的绿,因为它貌似郁郁葱葱,但细看却少了春绿那种盎然蓬勃的生发力,少了夏绿那种流光溢彩的恣肆劲。这不合时宜的岁暮之绿,它努力,牵强,想要以不褪色的繁荣遮盖潜滋暗长的颓黄和败落,但它无力漫涨向上的葳蕤之枝,它到底是疲顿了,黯淡了。仿佛,连太阳都被这样的殚精竭虑牵累了,每天都是雨天。

        我在一望无际的愁绿中怀念我万木凋敝的明亮的北方。我依然愿意相信,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悲伤的西班牙》逶迤不已,像流淌的清泉溅醒径自回忆的鹅卵石,像烟花在夜空兀然绽放又迅即消逝了璀璨。想起二十年前在音乐里不眠的自己,我不禁含泪微笑,何至于说悲伤?顶多是寂寥罢了,像夜雨一滴一滴敲打在玻璃窗上。顶多是空旷罢了,像一个季节已经远远地走了,一些怀念却还固执地守在旧颜色里,不肯温柔地死于宿命。


原刊于《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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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甘肃省高校名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甘肃省首届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小说八骏”之一,2018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出版《纸飞机》(中、英译本)《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等。获国内多种小说、评论奖项。